孔子虽然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22]，但此上智与下愚的范围实在很小，有教无类的原则确实反映了孔子所倡人文教化的普遍性。

因为只有人才能自觉到这一点，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三、人的责任和使命 因此，人有一种天赋的责任和使命，也就是天职。

在天人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承认天是自然界而不是神，这正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儒家之所以为儒家者。他还说过，舜之所以伟大，就是在于无为而治。张载说：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孔子和荀子都很重视礼，也很重视人的社会性。这就是所谓天人之际的真实含义。

而参赞却在主位上，是人的本职工作。不仅如此，人之生，形具而神生[11]，由此才有礼义之类。宋代儒家士大夫上书言事及其体现的政治观,可以朱熹为例。

春秋时代的卿大夫也是封君,只是其政治等级和占有范围在国君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的政治观,不仅是美德政治和贤能政治,而且要加上批评政治,前者重自正,后者重他正。《五行》这里所说的闻君子道,更多地指王公的治道,即君子作为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中古以后的美德修身和美德教化,更多指向个人和社会,而不是仅指向君主统治者,这在现代中国也仍然被继续和实践。

有耻且格,则表明孔子对政治的理解中,政治的目标不仅是追求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善的、有道德心的社会。朱熹很严肃地说:我平生所学就这四个字,我怎么能不说?我不说就是欺君!他面见孝宗后当面指出: 臣诚愚贱,窃为陛下惑之。

然天下万事之根本源流有在于是,虽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而不畏君主发怒、帮助君主正心,乃成为儒家臣子的首要政治义务,成为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美德。朱熹50岁时做南康知军,皇帝又诏求直言。他所希望的,是君主能够尊重像他这样的贤明臣下的行为劝诫和政策主张。

道之以德,应当指推行道德教化,提升人民的道德意识水平,以引导人民的良善行为。注释： 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2-693页。相对的,君主、政府之骄奢淫逸为恶,克勤克俭为善,此外,还涉及到政府能否维护传统和信仰。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

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8如马克布乌斯发扬了西塞罗共和国的诠释,认为城市共和国的统治者必须具有政治美德谨慎节制正义,具有政治美德才能使用过普通人成为统治城市的政治人,这是古代西塞罗的传统。

5在早期近代的意大利,共和国的艺术是维护全体公民的共和国,而国家的技巧是维护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国家。而为政者可以是封君本人,也可以是协助封君从事于治理民人的卿大夫士。

儒家理想的政治是以美德为基础的政治,强调政治事务不能脱离美德。孔子强调自正,孟子强调他正。……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在政治思想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被认为以美德政治为主导,亦称为政治人文主义,或称公民人文主义或共和人文主义。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故所以体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侧媚之私顾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缪之辈顾得以久窃廊庙之权;非不乐闻天下之公议正论,而亦有时而不容;非不欲堲天下之谗说殄行,而亦未免于误听;非不欲报复陵庙之仇耻,而或不免于畏怯苟安之计;非不欲爱养生灵之财力,而或未免于叹息愁怨之声。

而汉以后在现实政治中,则不是强调士人修身为先,而是强调君主修身为先。14马基雅维利否定了美德德性,而鼓吹有益本国国家目标的德行。

臣以布衣诸生蒙被圣恩,待罪偏垒,乃获遭值仁圣求言愿治、不间疏远如此,其敢不悉心竭虑,以塞诏旨?然臣尝病献言者不惟天下国家之大体而毛举细故以为忠,听言者不察天下国家之至计而抉擿隐伏以为明,是以献言虽多,而实无所益于人之国,听言虽广,而实无以尽天下之美。二、孟子和朱子的批评政治观 孔子的政者正也,只强调了统治者自正的一面,只关注君主的德行对臣下的单向感动;而没有正视古代他正的一面。

儒家则认为,统治自己和统治众人虽然不同,但二者有一致性,修己和治人是连接一体的。宋代大儒的经筵讲书同样起着类似的作用,台谏的政治批评也往往包含着这一方面,即美德的劝诫。

他还提出了对美德的四重划分:政治美德、自省的美德、纯洁思想的美德,榜样的美德。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我把这称之为与美德政治不同的批评政治。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来看,孔子认为政治是不能脱离道德的,故在这里不存在政治的中立:政治必须以伦理原则为其自身的基础,脱离了伦理,脱离了道德概念,政治将不复为政治,政治必须放在价值的善恶中予以掌握。

以德治国,主张以道德实现政治领导,在当时有其针对性,这就是反对以刑治国。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10技巧即是术,即维护和加强君主地位的权术。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

自然,问政于孔子,在多数情形之下,是执政者(如季康子或准备从政者子路)对于如何为政向孔子提出的发问,而为政即是施政,即从事治理国家人群的事务。中世纪的学者认为,君主必须有完美的德性,并且显示出所有这些美德,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世纪的意大利,政治美德传统的复兴是和11-12世纪自由城市共和国为经验和历史背景的,而西塞罗关于政治美德的传统是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11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写道,明智的君主在诚信将伤害自己时,就不能,也不该信守诺言。因此,如果说,政者正也可能是春秋时卿大夫对政治的一般认识,那么孔子则是在此基础上强调君帅以正,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7即使到了马基雅维利仍然在这两极中运作。

这些主张显示出,孔子的政治观确乎是美德的政治。我曾指出:这种政治哲学是以闻君子道和见贤人为中心,亦即以闻道和尊贤为中心。

自然,共和国也是国家,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也需要使用国家理由及其手段,用非正义的手段应对非正义的战争以及镇压叛乱。不过,古代的治民往往被理解为管理民人,而不是管理人民的事;不是把人民的事治好,而是把人民治服(民服)。

(《朱子文集·己酉拟上封事》) 所以,这个思想在政治上说,与《大学》的壹是以修身为本不同,政治的根本是人主的修身和正心。这比起孔子的美德政治,在两千年的政治生活中似乎影响更大。